相比于乔殿森等民族企业家带有投机性质的兑换，根据地人民的主动兑换则主动自觉了许多，普通人需要生活，需要购买各种生活物资，银元根本没办法流通，被举报了还要没收，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还留着干什么。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不断胜利给了他们充分的信心，都打到四川，快要建国了，确实在不断胜利，人民币又能保证买到粮食，又有什么好担心的，真要被人举报可就一无所有了，就算做做样子也得拿一部分出来交代一下。

　　就这样在山西，大规模的货币兑换开始了，拜晋商几百年积累，拜阎锡山二十年相对和平的治理，山西的民间财富还是很有一些的，到了九月，就兑换出了三千多万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晋商，但普通老百姓也贡献了不少。

　　相比于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的兑换难度要增加很多，不过中央也不着急，三地解放时间不长，只要堵住出口，自然也不用担心金银大规模流失的问题。

　　等到秋收之后，人民币流通起来，金银被大规模兑换就是必然的，不管是民族工商业，还是个人，虽然民间会保留一些人金银，但大部分人都会主动拿出来兑换，这是经济学的必然规律，更不要说还有严格的法律限制，谁也不敢冒险。

　　这个时候，一些原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帮人，基本都有家底，只是多少的问题，这些钱怎么来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反应快的很快就兑换了，以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甚至还有一些人要捐赠，不过都被共产党工作人员拒绝了，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金银兑换成人民币，胜利银行只接受兑换，不接受任何捐赠。

　　你要是真心愿意支持抗日战争，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可以购买抗日公债，建设公债等等，这些公债都会注明兑换时间，利息，比定期存款要稍微高一些。

　　根据根据地规定，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必须强制购买抗日公债，基层干部和民间鼓励相应公债，但不会强制要求。

　　第二种就是无偿捐赠，国有几个基金会会接受捐赠，在接受捐赠后，你也享有相应的权力，随时调查捐赠资金用途的权力，还有命名权等等……

　　对于无偿捐赠，国家的态度是欢迎，但绝不能强制要求，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请你做之前，仔细想清楚，没有人会强迫你。

　　谷雨对这些事情，一向比较在意，比如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收入的一部分都会强制购买公债，比如谷雨夫妻，每个月都会购买十五元十年期公债，等到公债到期了，他们这些钱国家都会连本带息归还的，并不是强制捐赠。

　　又比如部队作战时，往往会给地方或者老百姓打个条子，直接征收粮食和各种物资，过去条件不好，有些措施做得不到位，老百姓自然有怨气，他就要求总政和总后制定相关的规定，同时做好已有白条的兑换工作。

　　四路军这边还好，红军那边情况格外严重，这一次三纵和六纵南下，军委特意给两部的后勤部准备了一大批银元和人民币，进行相应的兑换，绝不能让人民吃亏，只要有一丝可能，能早点解决，就早点解决的好。

　　他不希望等到几十年后，还有人民群众的白条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就是政府工作不到位，不作为。

　　强制捐赠事实上大家都不舒服，就算给了钱，也都有怨气，相比于这些怨气造成的麻烦，还不如不收这些钱；

　　而且捐赠变成公债，就好受多了，毕竟公债以后还有希望拿回来，另外强制性质的公债，还不是一般人有资格买得，这里面也有把同志们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而带有政治目的捐赠，就更要不得了，未来等到国家政策调整了，要收拾一些人了，肯定有些人会说共产党吃干抹净，没有良心这样的屁话，所以谷雨从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就干脆说清楚，不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

　　谷雨并不担心共产党还不出这些钱，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农业社会积累速度的百倍千倍，只要中国统一，经济发展了，还上这些公债容易得很！

　　比如谷雨的亲戚们凑起来的三十万银元，被提取之后，变成了相应的人民币公债，这些债权都交给了谷雨的老丈人。

　　谷雨跟自家老丈人说得很清楚，你提出购买国债，我给你国债凭条，未来国债到期后，可以拿着凭条兑取国债，你兑不兑换是一回事，但是国家不能随便开这个先例。

　　你要纯粹是捐赠，我们就按照捐赠处理，这笔钱你可以指定合理用途，比如说用于抗日打鬼子，我们使用这笔钱做了什么，都会产生相应的账目，这些账目都对捐赠人公开，另外也可以提出一些名誉上的要求，这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制定这么多管理细则，就是在改造旧中国，消灭旧制度的同时，也要建设新中国，建立新制度，共产党不是流氓无产者，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了建设，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

　　进行严厉的土改，打土豪分田地，消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属于光明正大的政治行为，与消除封建行会制度一样，都是为了解除封建制度对人身的束缚，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流通，是一个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的正义行为，并不是打家劫舍，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打破旧制度的同时，新的社会制度也要尽可能建立起来，并迅速完善，所以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必须把基本规则制定好。

　　当然了，正常的社会捐赠国家是允许的，也是鼓励的，比如捐赠办学，修桥铺路，但这属于个人自愿行为，不会强求。

　　国有的捐赠部门自然也有，而且谷雨非常重视这一块，这几年四路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各路爱国人士的捐赠，到了现在，各种捐赠同样不少。

　　一些私营企业家捐赠一架飞机，给大学投资一栋楼，设有一个奖学金，甚至想办学，但受制于制度，只能和共产党联合办一家学校，国家自然也都是支持的，但是收了钱之后，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不能收到钱就完事了。

　　买到了飞机，盖好了教学楼，修好了桥，铺好了路，该给人家的冠名要给，该给人家的名誉也要给，要让人家钱捐得开心，谁的钱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得有说法。

　　马上抗日战争了，未来的华侨捐赠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对于共产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谷雨建立好制度，自然也有更好更多的吸纳这笔钱的意图。

　　你拿了华侨的钱，总要给人家报报账，这样人家才会信你，就算是孙先生当年，那也要吹牛许诺的，虽然没有兑现承诺，但南京政府总是知道自己欠了这笔账的。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他想乘机探索党外监督制度，对于各路捐赠，谷雨的方案就是让新成立的抗日联合政府主席孙夫人监管这些资金。

　　孙夫人可以组织民主人士，那些有过捐赠记录的爱国人士，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核团，对各项捐赠资金的来源，使用情况进行核查，陈嘉庚先生、司徒美堂先生这些有很大影响力的华侨华人可以派人过来监管资金，让他们放心，共产党并没有乱用他们捐赠的钱。

　　不仅仅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要给那些爱国民主人士一定的机会，让他们发挥所长，确实一些民主人士肚子里花花肠子不少，但还有一大批爱国人士，不能因为一些人，就把所有人打落尘埃，那样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谷雨这样做，也是对党内现状的一些担忧，即便现在条件十分不好，但党内干部也不是一清如水。别以为现在条件艰苦，大家都一清如水，没那么回事，再多的学习教育，往往也抵抗不住人性的贪婪。

　　打土改中征收上来的各种浮财主意的人有之，利用职权收取私营资本的贿赂有之，甚至于更恶劣的，一些公安局同志调研煤企矿难时，收取煤老板的贿赂，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起，而是多起。

　　监察局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抓到的腐败分子并不少，但光光靠党内监督行不行，肯定不行，所以能多一些监督也是好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想法很有道理，但他算错了人心，也算错了时机，现在共产党并没有一家独大，民主人士也还有选择，更重要的是，外面有一个巨大的敌人，现在试点建立一些党外监督制度，要容易得多，而且也更容易心往一处使，实现制度的初衷。

　　等到时间长了，相应的制度建立起来，大家都从中看到好处了，这一套制度自然也会继续下去，未来共产党和各路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会更和谐一些。

　　当然这只是谷雨的美好愿望，会不会收获一大堆跳蚤，他心里也没底，但有些事情总需要尝试的，就从捐赠资金的使用开始吧！

　　谷雨这些设想，在抗日联合政府筹备会议期间，就跟很多民主人士说清楚了，尤其是华侨华人代表，正在南洋忙碌于事业的陈嘉庚先生非常满意。

　　他给谷雨发了一封电报夸奖了一番，表示山西工厂存在共产党银行上的银元，他已经安排好了，很快会兑换成人民币，请谷雨放心，海外华侨只会更加遵纪守法。

　　同时还告诉他，他已经联合了多位亲朋好友，准备在山西搞一家自行车厂，这是他关注已久的事情。

　　谷雨立刻去电表示支持，同时告诉老爷子，只要他的车厂能够建立起来，不用担心市场，政府愿意采购大批，配发给公务人员，保证有利可图，当然了，你老可要给我一个折扣价呀！

　　今年陈嘉庚先生的生意越发不好，橡胶价格的暴跌给他的种植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破产只是一线之间，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办法总是有的。

　　陈嘉庚先生发现共产党根据地对轮胎等橡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他自然会想法设法增加橡胶轮胎的产量，打算在共产党根据地生产自行车，这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一点都不奇怪。

　　在这个号称民国黄金十年的时代，中国连自行车都没办法自主生产，国内的自行车车厂有大量原配件需要进口，这里面技术原因是最微不足道的。

　　主要原因还是关税，日本人离着太近了，大量自行车涌入国内，而国统区那狗屁的关税也根本没办法保护，没几个国内工厂能拼得过日本人，毕竟此时的自行车一点都不便宜。

　　而共产党的钢铁产量到了1935年以后，会迅速上升，可以给民间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小五金产量自然也会上升，陈嘉庚老爷子又有了橡胶，原料不缺，生产自行车自然有利可图。

　　共产党根据地的人口就将破亿，各行各业对自行车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共产党又非常鼓励自行车的生产，虽然没有把自行车的生产纳入到计划当中，但未来规划中也有这一块内容，汽车搞不定，搞搞自行车还是可以的。

　　陈嘉庚先生愿意投产自行车，谷雨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未来的自行车大国可以容得下无数自行车品牌，而有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国产自行车也不至于永远都是永久。

　　除了扩大共产党根据地内的生意以外，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各项生意大了不少，除了橡胶生意以外，又增加了大量热带产品的生意。

　　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苏俄，虽然不断压制国内消费，但同样需要进口一些必要的热带农业产品比如咖啡，又比如中国的茶叶，这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陈嘉庚先生可以从印尼搞到价格低廉，同时质量较高的咖啡豆满足苏俄的需求，而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也可以从苏俄交换到一些苏俄的皮毛、鱼子酱等产品，还有苏俄质量一般的工业制品，这里面的利润相当大。

　　比如生产自行车的相关设备，苏俄就可以提供，陈嘉庚先生让人从苏俄拉到共产党根据地，又可以让苏俄派来的技术人员作指导，很快就可以生产。

　　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利润，再加上一些共产党的代理生意，陈嘉庚先生的日子虽然难过，但还没有沦落到破产，这也是谷雨的本意，他希望爱国商人越做越大，而不是为了国家倾家荡产，只有双赢，才是最好的，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信念。

　　与陈嘉庚先生是这样的交往，与苏俄同志，谷雨也是同样的做法。不仅仅陈嘉庚先生与苏俄的交易增多，随着共产党根据地越来越大，尤其是攻入四川后，老毛子比较在意的丝绸、桐油、茶叶，油料，猪鬃，共产党都可以大量提供。

　　而这些资源都将作为苏俄贷款的抵押物，这对于共产党的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苏俄工业化工程中的痛苦。

　　但是整个贸易往来的过程，谷雨非常坚持双方的互惠互利，我们要双赢，而不能你们把工业品定得高高的，我们把农产品定得低低的，没那么回事，你们不能把国内对付农民和对付蒙古牧民那一套用在我们头上。

　　谷雨给南汉宸、毛泽民说得很清楚，亲兄弟还要明算账，革命同志之间更要算清楚，不要发现问题不说话，一定要锱铢必较。

　　老毛子运过来的东西不合格，该退货就坚决退货，你知道他的产品有问题，你不说，他下一次可能变本加厉，你气得要死，对方反而理所应当，这样关系反而越搞越糟。

　　秉承着谷雨这个指示，共产党商业部与苏俄内外贸人民委员部围绕着苏俄提供的各类工业制品的争论吵了不知道多少次。

　　老毛子提供的M1902/30火炮本来说好装备324门，到最后硬是退了70多门，你把沙皇时期装备的旧炮当新炮提供是什么意思？退，坚决退，不能坏了规矩。

　　是，我们借了你们的钱，但是这笔钱我们都是有抵押的，又不是不还，你绝不能滥竽充数，而在那一次火炮事件之后，接下来的交易过程中，老毛子就老实很多了。

　　较量一番之后，这段时间运过来的大批生产设备，太过陈旧的就没拉过来，就算有一些被发现之后，也爽快的答应折价了……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同陈嘉庚先生那么好说话，也有一些人骄傲的很，他们认为共产党让得不够多，军事上面他们插不上手，但在经济上，他们并不认为共产党有多强的能力，甚至是鄙视的态度。

　　对共产党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业建设指手画脚，甚至有人公开认为，国家搞好农业就够了，工业交给民族资本来做，谷雨也只是笑笑，不跟这些人一般见识，想插手共产党的建设，你们想得未免太多了一些，你们有几个人懂得……

　　对于这一次根据地的金银强制收购，就有一些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不够民主自由，老百姓藏点金银为什么要管那么多，我们要藏富于民。

　　但当共产党把欧美对金银兑换限制的相关政策拿出来之后，他们也就哑口无言了，他们总不能指责他们的理想国做得不对吧。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规矩，比如冯钦哉，在丢失了兵权之后，郁郁不乐的来到了太原，没想到过不了两个月，共产党又盯上了他的钱袋子。

　　没兵还可以当一当土财主，但是没有钱，日子都没办法过下去，共产党的人民币，就算再好，那也没有他苦心积累的金银好呀！

　　但问题在于，冯钦哉有钱是出了名的，在陕西，冯钦哉甚至还办了多家工厂作坊，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想不兑换都做不到。

　　杨虎城十分担心冯钦哉走错路，不得不前往他的家中看望，并劝说他赶紧兑换，别过了期限，甚至还把他对家产的处理告诉了冯钦哉。

　　相比于冯钦哉，杨虎城并没有多少钱，当然了他陕西省主席的合法收入就很高了，不多只是相对而言，他怎么也有十几万家当。

　　杨虎城是明白人，自然清楚共产党出台这部法律，不仅仅是收取民间金银那么简单，也有加强根据地控制的因素，很简单的道理，共产党人民币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用，你兑换了，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共产党的支持者！

　　既然陕军打不过共产党，被迫投奔了人家，看看人家收拾陕军的手段，想脱离肯定不可能，所以他早早的主动将家里的十几万大洋兑换成人民币。

　　然后按照老朋友南汉宸同志的指点，一部分捐赠，在老家建立一所小学，杨虎城重视教育是出了名的，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夫人的名字作为小学的名字，这样也是为了避嫌；

　　还有一部分，用于购买建设公债，搞建设符合所有人的意愿，铁路公路多修一些，大家都有好处；另外还有一部分，用于购买根据地这两年发行的一些国企股票。

　　共产党发行的股票更类似于公债，每年都有分红，但目前除了天津租界有人私下交易以外，根据地内不允许公开交易，想出售只能卖给国有的胜利银行。

　　甚至于对中高级干部们强制购买的公债，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也改成了一半公债，一半股票，但绝大部分同志都不明白到底有多大区别。

　　在他们的眼中，最大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公债本息到期才会拿到，而股票分红每年都有，而且股票可以随时卖给银行，看起来更类似于一种新发的货币，或者可以认为中央有了钱之后，减少了一半强制购买的公债……

　　南汉宸同志事实上也不是很明白，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谷雨坑谁都不可能坑党内中高级干部，他的任何做法肯定都是有理由的，按照他的想法来做肯定没有错。

　　面对杨虎城的劝说，冯钦哉最后只能无可奈何的兑换了两万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但是他不可能把家底都拿出来兑换，而是打了很大的埋伏。

　　甚至于冯钦哉心里这口恶气怎么也出不来，他开始与旧部联系，甚至准备派出亲信联系蒋介石，而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种种举动早就被盯住了……

　　事实上大小商人都打埋伏，但只要做的不过分，根据自己的身家，兑换相应的人民币，就算有举报，公安部也不会动手，但是冯钦哉这一次严格过线了。

　　他有几十万身家，然后只兑换了两万大洋，真当共产党是傻子吗？而且他真以为自己的家财来得那么正吗？

　　清末民国多年的战乱，让很多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中国的混乱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一些突破底线的做法，在这个时代都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

　　谷雨既然要创造新时代，自然不能容忍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威慑，没过多久，太原公安局就得到无数举报，统战部派人三次动员劝说未果之后，谷雨果断下令批捕了冯钦哉。

　　公安人员从冯钦哉在太原，西安和老家的家里，搜出了四十多万金银，甚至还查到了无数他掠夺民脂民膏的证据。

　　这些钱被没收，因为金额过于庞大，严重触犯法律，冯钦哉被判处了五年徒刑，还被处罚了二十万元罚款，多年掠夺的民脂民膏，基本上都被没收。

　　看到这个处罚命令，不少民主人士吓得不轻，一大堆人为冯钦哉说情，不过被谷雨坚决挡回去了，既然投奔了共产党，那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法律制度，没什么道理好讲。

　　而真正了解内情的人，比如杨虎城将军，就根本没有劝说，一是避嫌，二是知道共产党已经相当宽厚了，光凭冯钦哉私下联系蒋介石的作为，挨枪子都无话可说，再说了，动手之前，共产党不是没给机会，结果老冯鼻子不是鼻子，眉毛不是眉毛，真以为人家不敢收拾你……

　　冯钦哉一事后，共产党根据地内金银兑换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很多人或是畏惧，或是害怕被举报，不得不又将私藏的绝大部分金银拿出来兑换。

　　当然了，这一波兑换时，各界人士虽然多少有些怨气，但这股子怨气很快也就消散了，因为从七月金银兑换条例出炉，根据地内正常的商业需求用银并没有被阻止。

　　需要从外地购买的各种设备物资，只要说清楚理由，也都会被批准，共产党确实如他们承诺的那般，不是只出不进的貔貅，这就足够了。

　　货币本质上只是一般等价物，既然人民币能换到各种物资，也能用于缴纳税收，本身就有价值，顶多大家感觉上有些不舒服，但使用并没有任何负担。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进入到上海滩，并在整个中国北方大规模使用，相比于价格不断上涨的银元，人民币要稳定不少，又可以换到相应的物资，外界都能认可，也可以用来购入相应的物资，他们没有理由拒绝使用人民币。

　　为了私藏一大批可能被人举报的金银币，跑到大牢里转一圈，劳改营可不是什么好过的地方，冯钦哉虽然没有去挖地，但一大把年纪被共产党逼着扫大街，一辈子威风扫尽呀……

　　就这样，共产党根据地内这一场金银强制兑换战，获得了重大胜利，两个月之后，已经有价值六千多万银元的贵金属被征收；

　　而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共产党征收到的银元也越来越多，从两三千万，到五六千万，最后破亿，再加上过去一年大批储备和土改时没收的，共产党手中的贵金属储备变得越来越多，数量相当惊人。

　　共产党大规模强制收储贵金属，属于公开动作，自然引起了美国在华金融机构的注意，各方面推动之后，美国亿万富翁，列宁同志的好友，苏美贸易的开拓者，红色资本家亚蒙·哈默先生接受了共产党通过苏俄同志发过来的邀请，参加抗日联合政府的成立仪式。

　　各方面资料显示共产党手中握有一到两亿银元，而共产党有意将这些银元卖给美国，并从美国购买各种工业设备运回中国，这是一个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大生意，未来随着共产党地盘的增加，很可能会变成上亿美元，甚至更多，谁也别想阻拦美国开拓新兴市场，蒋介石不能，日本人也绝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