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沿海地区强硬至极的反走私运动和对军中将领的整顿开始，新一轮严打和整党如火如茶的进行着，此时党务工作交给了书记处，政务交给了国务院，军事工作交给了军委新班子，谷雨的注意力就只有两样，一是外交，二是青一代干部。

　　 对年青一代干部的考察，谷雨一直小心翼翼，相当低调的收集各种信息，一点都不张扬，也不给人机会真正了解他的所思所想，比如李锡文，很多人都觉得他会在十大后成为省长，但谷雨安排他为民主试点区常务副主任，又把李锡文的妻子从丁承德身边调走，这也让很多同志放下了心。

　　 当然了，大家放松注意力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在这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经谷雨提议，三位同志走到了地方主官的位置，时年46岁的任科威同志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时年43岁的景慕达同志被任命为云南省省长，时年42岁的项德城同志被任命为台湾省长。

　　 这三位同志的情况各不相同，任科威同志是河北人，三十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因文化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在山西军工企业工作，抗战尾声被调到日军在东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的通化担任副市长、工建委主任，一步步升迁为通化市长、市委书记。

　　1954年，任科威同志被调到福建，担任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并在党的九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厦门任职期间，华侨钢铁二厂、华侨汽车二厂等多个企业陆续落地，厦门成为了中国继香港、出口加工区之外招商引资第三多的市级城市。

　　所以在党的十大上，任科威同志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不过可能是各项招商引资的动作搞得比较猛，一些与会代表对他不是很满意，最后被差额为候补委员，但很明显，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崛起，他一步到位被任命为辽宁这个经济大省的省长。

　　 这个任命虽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但并不出格，任科威同志很早就出名了，他刚刚调到通化时间不长，恰好遇到了一次日军俘虏的叛乱，他的应对非常出色，所以副市长只做了一年就转正为市长，其后他都干得有声有色，是党内年青一代的佼佼者，他被提拔倒不是太奇怪，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但下面的两位同志就不一样了，可以说高层领导个人的因素比较重，景慕达同志出身于山东，他和李锡文情况类似，参与了山东地下党领导的大起义，是起义领导人之一，不过他没有继续从军，而是在山东做起了地方工作，而且年纪轻轻就是党的领导干部。

　　1945年，景慕达同志从山东调任准北市长，领导了淮北煤炭基地的建设，其后一路被提拔为准安市委书记、淮海副省长（农业）、准海省委常委、徐州市委书记。

　　景慕达同志在党的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正常来说，他下一步也是省委副书记或者调任大市市委书记，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一步到位，成为了云南省长。

　　这一步提拔是非常蹊跷的，景慕达同志在山东、准海的表现确实不错，但你要多么出色，也看不出来，抗战期间在基层表现好的同志非常多，而淮海省这个水旱灾害时不时发生的地区也不是表现的地方，徐州这个省会城市也不是很大，所以正常安排，轮也轮不到他担任云南省长。

　　为什么景慕达同志能走上如此高位，党内同志立刻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天章同志，他在山东工作多年，提拔了多位年青干部，后来又负责组织工作，谷雨同志非常相信他的人品，对他推荐的人往往都很重视，景慕达同志就是他推荐的人。

　　第二个人就是谷办前后两任主任，张世德在准海期间和景慕达同志据说关系不错，刘曼生和景慕达两同志都长期在山东工作，肯定也比较熟悉，有这两个人推荐，景慕达同志异军突起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有很多机缘，但任科威、景慕达两同志好歹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来的同志，项德城同志的情况就非常有意思了，他与党内绝大部分地方同志的任职完全不同。

　　项德城同志的父亲项明德曾经在南洋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为了中央特科成员，接受周恩来、陈庚等同志的领导。

　　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赣闽根据地根据地后，项明德也离开了上海，其后一直做地下工作，先在国民党军队系统，后来又转到了南洋，抗战胜利后在中央边移委工作一直到退休，最后的职务是边移委局长，属于党内中层干部。

　　项明德转移后，项德城同志的母亲与妹妹遭到波及，被敌特抓进监狱，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但她们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敌人见她们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便将她们放掉，不幸的是，项明德的妹妹因为伤口感染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幸天折。

　　项德城同志比较幸运，敌特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好在学校读书，因而逃过一劫，此时只有14岁的项德城走投无路，他想起父亲说起的某个幼稚园，就被谷雨同志的岳父带到了老家苏州照顾了两年，后来又被送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战学院学习。

　　 因为项明德同志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革命成功后也一直使用化名，而项德城同志虽然通过报纸寻人启事找到了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的母亲，但一直找不到父亲的下落。

　　 而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期间，有太多不知名的牺牲者，项明德自然认为父亲已经牺牲，一直到解放后，其父委托各地认识的同志寻找家人，一家人才真正重逢，但当时已经是1948年，可以说相当心酸.…

　　1935年，年仅17岁的项德城同志被安排到苏联留学学习低温物理，1940年奉命回国，参与苏联援建的成都氧气厂建设，并担任副总工程师、副厂长等重要职务。

　　1946年项德城同志调任杭州氧气厂厂长，负责这个长三角地区最重要的氧气厂建设，期间获得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邵守一同志的欣赏，被安排到浙江省工建委工作，担任副主任兼民营工业局局长。

　　二五计划期间，浙江民间经济迅猛发展，技术出身的项德城同志作为民营工业局局长做了大量的工作，颇受好评，所以在1952年被安排到民间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温州担任市长，一年后担任市委书记。

　　1956年，在温州表现出色的项德城同志被提拔为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现在仅仅四年之后，就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台湾省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非常特殊的经历，项德城同志被多位中央领导看成子侄辈，一直很受重视，每次上京，项德城同志都会被要求前往中南海汇报工作，但后台再硬，再受重视，也不能在做了八年地方官之后，就担任省长，这也太离谱了！所以在此前的中组部征询意见时，不少老同志就表示过不满，尤其是对项德城同志的不满，台湾省虽然面积不大，但日据时期建设的比较好，这些年发展的相当不错，综合实力不亚于对岸的福建，把项德城同志安排过去，即便他是福建人，很多同志也相当担心，他的资历太浅了！

　　也有同志私底下说怪话，我们这些革命的开创者们都还在盛年，二代们竟然快步走上前台，在基层也就罢了，竟然直接到了省一级，这也太快了，不过对项德城同志的任命，是中央局常委会的一致意见，并把他视作下一代干部的代表人物。

　　这一届中央局常委会中，谷雨、何孟雄、毛润民、李强、饶漱石、聂荣臻六人都在上海中央工作过；黄道同志也非常认可老战友推荐的同志；项德城同志又在苏联留学过，与陈原道同志出身类似；项德城同志虽然不是烈士之后，但一家人为革命付出的牺牲太大了，提拔他高层并无任何心理压力…

　　而在连续任命四位省长的同时，一种声音迅速流传出来，谷雨同志将在这些年青的领导干部中选拔出他真正的接班人，至于谁能脱颖而出，那就看他们的本事。

　　这种声音不仅仅引发了党内外热议，也引起了苏联的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现在虽然很忙，但还是抽出时间，让人找到了这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资历，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一番。

　　赫鲁晓夫最感兴趣的就是项德城同志，毕竟他是苏联留学生，不过他在浙江的表现，又让赫鲁晓夫有些摇头，一个与资本家搞来搞去的苏联留学生，难不成是谷雨第二？

　　讨论的时候，米高扬对此不以为然，虽然谷雨担心自己活不过六十，但这家伙说话谁也不知道真假，而且去年访苏期间，虽然没有他的粪便样本，但谷雨精力还是很充沛，看他的身体状态怎么看都不像是病恹恹的样子，以他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活很久。

　　所以讨论谷雨的接班人并无多少现实意义，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赫鲁晓夫事实上也是这么想的，他之所以提出这件事，自然是为了他的干部年轻化。

　　中国共产党提拔年青的省长部长，苏联也不能落后呀，赫鲁晓夫话一出口，苏联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就头皮发麻，你这几年提拔的还不够多吗？

　　而且谷雨可是承诺到了年龄后，就要退休的，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内和你年龄相当的干部可都已经退下去了，你啥时候退休让位于我们呀！

　　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说话了，他做出了一番长篇讲话，正式对中央主席团成员们提出了干部更新制度，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

　　赫鲁晓夫还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三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也不得超过三届，每届任期为2年。

　　基层党组织的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一年：如要超过上述规定更长期的连续当选，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

　　赫鲁晓夫这样的提议，实际上是把过去许多年由于各种原因而大批更换干部的做法制度化，从而为以后更大规模地更换各级领导干部制造合法根据。

　　赫鲁晓夫认为，必须实行这样的干部更新制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新生力量源源输入党的领导机关，把老干部和青年干部正确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是为了不使权力过分集中在个别工作人员手中和防止他们脱离集体监督。

　　他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干部，是防止个人崇拜复发的保证，是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建立的可靠关卡”，为此赫鲁晓夫同志决定以身作则，他提出自己会在苏共二十三大退休。

　　赫鲁晓夫这句话刚刚说出口，党的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就立刻表示了反对，并诚恳的请求赫鲁晓夫继续工作下去。

　　而其他的中央主席团成员、候补委员一个接着一个劝说，赫鲁晓夫很满意，他笑着说道，“中国的谷今年才刚刚52岁，就在党内提拔了一批年青同志，我已经66岁了，当然也应该选拔一些年青同志”

　　中央主席团成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赫鲁晓夫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赫鲁晓夫都这样说了，他们自然只能对赫鲁晓夫的提议表示支持，但同时又再一次反对赫鲁晓夫不再领导他们！

　　获得了中央主席团成员们的支持后，赫鲁晓夫很满意，他提出中央主席团大部分成员是1957年6月增补，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后的1961年6月，他们将到达第一个四年任期。

　　所以赫鲁晓夫建议于1961年的下半年召开苏共二十二大，也就是说一年半之后，苏共二十二大就要召开，组织系统各项工作，自然需要准备起来！

　　考虑到各项工作繁忙，赫鲁晓夫希望对中央书记处进行一次调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兹洛夫改任中央书记，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列平同志升任中央书记。

　　与此同时，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主席阿里斯托夫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书记，专心于苏联最高中央苏维埃的工作。

　　而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前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基里钦科则离开中央书记处，担任罗斯托夫州党委第一书记。

　　这两项任命的出台跟梁赞州发生的种种有关，就在最近，赫鲁晓夫拿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梁赞州种种乱象的报告后勃然大怒。

　　到处买肉，连奶牛都杀的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梁赞州的第一书记被撤职，剥离劳动英雄的称号，这件事实在太过丢人，赫鲁晓夫也不太愿意张扬，但责任还是必须追究的，阿里斯托夫作为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的老领导，自然也背锅，被剥夺了中央书记处的实权。

　　此前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提拔上来的基里钦科，一直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直接分管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党委组织指导部的工作。

　　虽然基里钦科被赫鲁晓夫委以重任，但基里钦科粗鲁易怒、毫无章法的工作作风很难与中央领导层的同事相处，与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关系日益紧张，他甚至还与赫鲁晓夫发生多次冲突。

　　眼看着基里钦科越来越不胜任，赫鲁晓夫也不耐烦了，干脆给他换一个地方，如此一来，中央书记处就出现了两个坑位，按照赫鲁晓夫的设想，基里钦科和阿里斯托夫也将在苏共22大退出中央。

　　换人的同时自然要进人，赫鲁晓夫想来想去就选择科兹洛夫担任中央书记，实际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各项工作，也就是说，科兹洛夫取代了基里钦科同志成为了中央第二书记，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科兹洛夫并没有兼任中央组织部长，而是分管国防工业。

　　原来分管国防工业的老好人勃列日涅夫则分管克格勃、内务部和司法机关，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人，他转而负责这四块，大家都能认可。

　　而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决定效仿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加强监察机关的权威，他提拔年青能干，敢于说话的谢列平同志为中央书记，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监察机关

　　赫鲁晓夫这一系列调整有其用意，科兹洛夫能力出众，赫鲁晓夫很满意，他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二把手，大家也都认可，但科兹洛夫同样脾气比较大，赫鲁晓夫又被基里钦科搞怕了，干脆不让他担任组织部长，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而谢列平就不同了，这位年青的同志有着优秀党务干部所具备的一切优点，梁赞州事件又证明他有着嫉恶如仇，且敢说真话，赫鲁晓夫很欣赏他，认为由他领导干部系统的大调整非常合适。

　　赫鲁晓夫很清楚，他的人事调整阻力很大，交给党内都比较认可的科兹洛夫不合适，没必要让这个潜在的接班人得罪太多的人。

　　就这样，赫鲁晓夫在1960年1月份借助访问美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启动了人事大调整的第一步，而在完成人事调整后，赫鲁晓夫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外交上，他首先就不得不面对中国的不理睬，他想到了中国会支持，也想到了中国会反对，但就是没想到中国压根不理睬，这也是暂停党务交流的一部分？这也太出人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