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月前，王明要前往苏俄担任中国党代表团团长时，卢福坦就想担任第一书记，他这样的想法是有理由的，王明既然离开了国内，就应该让出第一书记的位置，哪有第一书记躲在国外的？

　　而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党的第一人必须是工人代表，向忠发不就是因此成为第一书记的吗？

　　向忠发能做，他当然也能做。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王明竟然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中央总负责，他虽然排名第一，但中央总负责竟然是博古，这算什么？

　　这不是耍猴吗？

　　卢福坦对此自然非常不满，为了不让他当第一书记，干脆废除了第一书记，搞出了总负责，亏王明、周恩来两人想得出来。

　　但他也知道上面有国际，自己比不得这些国际的嫡系子弟，也只能忍着鼻子认了，当然他还是有些酸溜溜，比如中央流传的那句名言，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年轻人，就跟他有着不小的关系。

　　自此之后，卢福坦就和博古有些不太对付，不过博古掌握着与国际的联系，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捏着鼻子听领导。

　　不过今天博古对谷雨不满，却让他看到了机会。

　　同样是留苏国际派，党内高层对谷雨的观感要比王明博古这些位要好很多，原因很简单，谷雨爬得快归爬得快，但是他确实能干。

　　中国共产党创立也不过十来年，非常年轻，党的高层基本上都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这个年龄段，所以年龄资历虽然也讲，但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能干，你得有能力有办法实现工作的突破。

　　谷雨去了北方局不到一年，现在根据地也有了，革命武装也有了，北方局领导下的党员也多了起来，即便他有一些不足，但能力是实实在在的，不仅仅北方局服气，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同志对他也很赞赏。

　　相比于野心勃勃、说话做事咄咄逼人的王明，相比于只知道按照国际和王明的命令执行的博古，卢福坦还是觉得谷雨更好相处一些，当然这也跟谷雨离得远有很大的关系，离得远自然就显得香了！

　　卢福坦甚至还听到一些流言，本来这个总负责应该是谷雨的，只不过谷雨不在上海，才让博古钻了空子，流言真假不置可否，但是博古对谷雨的态度，今天看得出来，他很可能在故意挑事。

　　人家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调整北方局领导班子，你以为自己是谁？

　　你是比谷雨能干？

　　还是比他更了解情况？

　　大道理就你知道，谷雨不知道？

　　人家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

　　别的不说，谷雨要是不和张学良手下那帮人搞好关系，他能搞到那么多枪炮？

　　他能迅速拉起那么大的队伍？

　　所以卢福坦认为谷雨的北方特殊论道理相当充分，人家确实没按照中央的路数搞，但人家搞出了成果，这就说明人家做得对。

　　你说他做得不对，那你怎么解释他的成功？

　　难不成这些都是天下掉下来的？

　　本来卢福坦还不准备说话，不过谷雨的老上级，老右刘少奇说话了，他就不客气了，也跟着说了出来，敲打一下博古，要让他知道，不要一天到晚只听王明的，也要听一听其他同志的，大家也是临时中央局委员。

　　此时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委员总共是八个人，有一名常委和一名委员表示反对，博古想调整北方局领导班子，自然就不太好办，毕竟党内要讲团结，没办法强行表决。

　　留着小胡子的康生同志眼珠一转，提出了一个主意，“谷雨同志的北方特殊论，到底对不对，我们还是报告国际，让国际来仲裁比较合适。”

　　负责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同志虽然比较书生气，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谷雨的理论水平比较高，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做法与中央政策不同，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所以他摇摇头，“老张，不要什么事情都交给国际仲裁，谷雨同志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总要问一问原因，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贸贸然交给国际仲裁不合适！”

　　一直沉默不语的陈云同志也点点头，“我看还是派人过去问一问情况，比较好！”

　　李竹声委员也点点头，看到如此局面，康生自然有些不满意，不过他反应很快，立刻说道，“谷雨同志的工作重心都在冀热辽，精力有限，城市工作顾及不上，放松了对工运的发展，也是是实实在在的嘛！

　　我看有必要安排一位负责城市工作的副书记，老黄就比较合适，他在北平工作过很长时间，熟悉北方嘛！”

　　老黄，也就是黄平，时任临时中央局委员，本来名单中并没有他，但中国党的报告到了国际那里，老黄却被列入到名单当中，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

　　黄平的英语俄语都非常好，早年曾经在北平工作过，做过北平苏俄使馆的翻译，因而为苏俄所熟悉；黄平后来去了莫斯科，在东大学习之后回国，开始领导工人运动，他也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当时负责起义领导的同志，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有些担心，就询问黄平，黄平很肯定地说道，当然要打。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平被中央严厉批评，这几年职务不是很高，不过他毕竟为苏俄同志所熟悉并欣赏，所以这一次他也获得了机会。

　　不管是王明还是博古，都非常清楚一点，与苏俄同志的联系，最好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们。

　　周恩来夫妻资历深厚，掌握了与苏俄联系的电台密码，他们没办法；但这样的人不能再有第二个所以黄平虽然贵为临时中央局委员，但这段时间却过得不太如意，三天两头的挨批评。

　　康生同志是组织局主任，负责组织工作，作为王明同志欣赏的组织部长，他自然要急博古之所求，所以就提议把黄平派到北方去。

　　黄平这段时间干得也不是很开心，自然无可无不可，他与谷雨没什么接触，不过传说谷雨相对好相处一些；再说了，去北方局负责城市工作，是独当一面的工作，总比留在上海挨批评舒服，所以他微一斟酌就答应了。

　　博古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他毕竟和谷雨共同战斗反对过李立三，当然不愿意事情闹大，闹到国际仲裁这一步对谁都不好，自己内部总不好闹分裂了。

　　张闻天同志是自己一边的同志，他都表示反对，那自然也不适合把分歧上交给国际仲裁，先这样吧，想了想，博古做出了决断，“我们先听一听谷雨同志的说法，再做决定，但光光老黄一人过去不合适，也要加上其他两位同志。”

　　博古微微考虑一下，“杨尚昆同志也跟着一起过去，另外军委也要安排一个人，就让武怀让同志过去吧！

　　等到情况了解清楚之后，中央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

　　杨尚昆同志当时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武怀让同志是临时中央局军委书记，再加上临时中央局委员黄平，这三个相当重量级的人物，被安排到北方局巡视，很可能未来在北方局工作，自然可以对谷雨有很大的约束。

　　当然原因不仅仅如此，杨尚昆同志与博古同志关系默契，让他去北方局，他绝对可以放心，让杨尚昆带几句话给谷雨，让他赶紧改弦更张，这样也省得他为难了。

　　至于武怀让同志，主要是因为他在东北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东北的工作，另外博古也感觉这位同志用起来不是很顺手，想把他送走，换一个他用起来较为顺手的人。

　　博古是总负责，他做出决定后，其他几位同志也觉得能够接受，就这样这一次关于北方局工作的中央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不过会后的余音还有不少。

　　康生同志在会议结束之中，找到了博古同志，劝说他把这件事汇报给国际，博古有些皱眉，“康生同志，会议已经定下了，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博古同志，王明同志临走之前，说得很清楚，党内的工作要多向他汇报。

　　北方局这么大的摊子，又涉及到谷雨同志，汇报一下是必须的！”

　　博古同志当然知道要汇报，问题是其他的中央局同志都认为要先问问情况，他也同意了，怎么能出尔反尔，想了想，他摇摇头，“还是先等一等吧，谷雨同志毕竟是中大出来的同志……”

　　都说到这一步了，康生同志也没有再说什么，不过政治嗅觉一向十分灵敏的他，要比有些懵懂的博古更清楚问题的严重性，谷雨这可不仅仅是右倾错误这么简单，他这是另起炉灶，自搞一套，苗头很明显了……

　　事实上，同样很有想法得还有陈云同志，他不熟悉谷雨，但是多少听过他一些事情，再通过今天的会议汇报，他完全可以断定，谷雨和王明博古不是一路人，反倒和刘少奇同志看法比较一致，怪不得两人在沪东区合作得那么愉快。

　　这太有意思了，中央都知道，谷雨和博古是王明的左膀右臂，结果左膀右臂却和大脑想法不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武装保卫苏俄，冀热辽战略，北方特殊论，不喜欢搞工运，这些东西神奇的捏合在一起，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想到这里，陈云同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现在的形势太恶劣，中央局在上海也有些待不住，离开上海前往各个根据地是大概率事件，也许可以去北方局看一看？

　　毕竟北方根据地也快建立起来了。

　　就在临时中央局决定派往北方局代表的同时，正在辽北创办抗日根据地的谷雨也见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同志，这位同志带来了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领事的一封信。

　　领事让谷雨仔细汇报一下四路军的创办和发展情况，同时汇报一下当前东北日军的情况，并要求四路军全力向日军发动进攻，迟滞日本人在东北的肆意侵略，同时还带来了与苏俄哈尔滨领事馆联系的密码本。

　　九一八之后，日本虽然有所增兵，但即便加上了驻朝日军，总兵力也不过三万人，虽然不断扩张，但兵力有限，但能控制的只有南满铁路一线；到了十一月份，日军向黑龙江进军，但遭受了马占山部的阻击，进展不是非常顺利。

　　而在锦州方面，日军也与张学良的部下有来有往，一直没有进入辽西，所以一直到去年年底，苏方也搞不清楚日本这一波到底想做到哪一步。

　　会不会如中国人所期望的那样，折腾掠夺一番，然后接受国际联盟的仲裁退回朝鲜，苏俄方面也不确定。

　　更重要的是，在进攻黑龙江的过程中，日军也没有碰俄国最在意的中东路铁路，这给了苏俄方面误解，让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有所怀疑。

　　搞不清楚形势，自然只能观望，所以为了远东地区的安全，俄国人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极力撇清苏俄干预东北的传言，积极与日本示好，甚至主动提出签署《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第二个就是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冀热辽战略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想法设法牵制住日 本在东北的侵略。

　　但是谁也想不到，张学良竟然在十二月底、一月初突然撤出了东北，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抗日形势陡转直下，日军不战获得锦州，野心急剧膨胀，不断增兵，并开始围攻苏俄最在意的哈尔滨。

　　虽然过去一个月，各路义勇军获得了一些零星的胜利，但日本全据东北是早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苏俄方面自然需要与在北方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让他们为苏俄的利益服务。

　　哈尔滨那边的满洲省委，苏俄自然能够联系上，但满洲省委的工作明显不如在辽宁的北方局效果好，所以听说四路军三战三捷之后，苏俄驻哈尔滨领事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们想办法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取得联系。

　　信使本来想前往沈阳，然后想办法与四路军获得联系，没想到，坐火车到达长春之后，听说四路军已经挺进到了辽吉边境，所以半路下车，装扮成商人，终于找到了四路军。

　　让他们惊喜的是，他们要找的人竟然就在辽北，这可省了不少事。

　　听完了信使的介绍之后，谷雨开始仔细介绍起来，他这段时间的丰功伟绩，自然要狠狠吹嘘一番，要不然怎么能引起苏俄对他的重视。

　　比如如何成功判断日本即将发动侵略战争；如何提出北方战略；在918之后，又是如何利用热河共产党同志的社会关系，公开建立了热河义勇军，然后开赴辽西战斗，并一路获得胜利，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谷雨自豪的告诉苏俄信使，目前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种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两万人，主力部队已经有一万多人，而且还在不断扩张之中，足以严重影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

　　当然了，谷雨也毫不讳言四路军的困难，目前东北的日伪军越来越多。

　　种种情况表明，目前东北的日军已经超过了五万人，各路伪军更是有几十万人之多；而四路军虽然扩张很快，但主要以新兵为主，训练水平很差，虽然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但只能以游击作战为主；更大的麻烦在于，东北的情况非常特殊，党的影响力很小，东北 各路反动势力非常强大，除了日伪军以外，奉系军阀的残余势力，各路地主士绅相当强大。

　　所以为了更好的保卫苏俄，为了能够集中全力，更好得与日本帝国主义周旋，他不得不想法设法与东北军高层和地方的地主士绅虚与委蛇，千方百计得争取他们的支持。

　　所以他不得不根据东北的特殊形势，提出北方特殊论，在东北建立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以抗日为旗号，暂时不与军阀地主士绅斗争，以此减少阻力。

　　应该说他的努力是很有效果的，军阀张学良给他支援了上万枪支，使得革命队伍获得了迅猛的扩张，这才有了最近的一连串胜利。

　　另外通过出色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才与周边的义勇军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才逐渐在辽西辽北站住了脚。

　　但即便如此，接下来也会遇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马上伪军就要发动一轮大围剿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两个骑兵团都派到了南满铁路一带，骚扰日军，迟滞他们的增兵。

　　谷雨很郑重的告诉这位苏俄信使，不是他不知道四中全会决议精神，而是当前的特殊形势，逼迫他不得不采取这些策略。

　　所以谷雨请求苏俄信使一定要向斯大林和国际解释他的迫不得已，谷雨保证四路军一定会十分坚决得与日伪军做斗争，让日伪军没办法迅速控制东北，尽可能推迟日军向无产阶级苏俄的远东地区侵略的速度。

　　最后，谷雨甚至红着眼圈，握着这位信使的手说道，“刘同志，要没有斯大林的思想指引，要没有苏俄的培养，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壮大，也没有我谷雨的今天，我一直牢记在心。

　　我一直坚定得认为，武装保卫苏俄，要落实到行动，而不是嘴上，请您转告领事同志，我和北方局的同志一定会在北方抛头颅，撒热血，想尽一切办法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无产阶级苏俄的建设赢得宝贵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打击日寇，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也请刘同志向领事同志好好解释一下，不是我谷雨不知道应该执行中央的决议，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

　　不得不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