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数字:7454 吐槽:0 更新日期:2022-11-04 17:45:30
谷雨把香港拿出来,交给华侨发展,这几年香港发展得非常快,美英法甚至苏俄都在香港派驻了商务代表,把香港当成了打入中国的第一站,同时这些国家的代表们也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
二战刚刚结束的美国正处在鼎峰期,中国利用香港这个门户不断加大对外出口的同时,美国的各种商品也如潮水一般涌入香港,然后被悄无消息的分销出去,哪里去了?自然是流到国内。
为了保护极其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的关税非常高,这就为走私的大发展创造了机会,走私者将大批布料、手表等走私进口的同时,中国民间的黄金、白银、文物、珍贵药材不断的流失出去。
又因为中国一直保留着私有经济,中国各地存在着无数私营工商业者,而战争刚刚结束后,一大批退伍老兵不甘心贫穷,也加入到商品交流中,仅仅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地下走私网已经蔚然成型。
为了打击走私,共产党中央自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开始闹腾比较大的广东省一直在反走私,同时香港特区的警察部队也对外国输入香港的货物按照法律进行监管,一旦发现对不上,就会严格追查。
但这一块的利润太大了,走私分子迅速改变了玩法,那些胆大包天的走私商们在公海完成分销,然后由走私分子偷运入境,并在陆地上进行分销。
从一开始的广东,到后来的日南、广西、福建和台湾省都有这样那样的走私船,从几吨、几十吨到几百吨,而到了这两年,连江浙沪出海渔船也偷偷摸摸的加入到走私行列,利润太大了,能够忍受得住的人太少了!
此时不仅仅走私案件和货值显著增加,走私手段也越来越多,有的还利用小轿车、军用小车运送走私货物,有的利用火车、汽车托运,有的利用国内邮包寄送,有的还冒充现役或退役军人、华侨进行走私。
无数群众、干部都卷入走私,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群众性走私活动,而一大批意志薄弱的党政干部也把握不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更加助长了走私贩私的嚣张气焰。
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不仅在经济上破坏了民族工业,扰乱对外贸易和市场管理,严重影响国家外汇和财政收入,而且沿海的工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
很多地方出现弃农、弃渔,一度出现农民不种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教师不教书,学生不上课的严重局面……
而走私货物流入国内之后,此时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甚至于有一些货物被山西商人走私到苏俄,海关报告中央,本来对走私不怎么在意的谷雨都相当愕然,这帮人太过神通广大了吧,这才几年!
到了这一步,走私已经到了不抓不行的地步了,而越来越多的走私,也让党内很多同志质疑香港特区存在的意义,好处是有一些,但有了这个点,沿海的走私一下子就起来了,得远小于失!
谷雨很恼火,说只要中国工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高额的关税还在,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就不得不面对无孔不入的走私。
就算现在把香港特区废除了,尝到了甜头的走私犯也还是有办法走私,除非中国搞封海,但那根本就不可能,闭关锁国的危害比些许走私大多了!
谷雨毫不客气的指责一些同志是因噎废食,撤销香港特区一说很快消失了,但问题必须面对,中央必须加大对走私的打击,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主要分销地福建。
从1948年走私苗头出现之后,广东省委书记陈毅非常重视,会同香港多次打击沿海的走私,建立起了一只专门的打击队伍,同时广东在陆地上不断收拾那些胆子比较大的沿海村落,加强管理,并加大沿海地区移民的力度,虽然并没有完全杜绝走私,但态度无可挑剔……
相比于广东,福建的打击力度就小了很多,虽然海关、公安和工商进行了联合查私协作,但福建的重点一直放在经济发展上,对于走私不是很重视。
再加上主观和客观因素,比如反走私机构不健全,队伍力量不足,装备设施落后,政策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看法分歧,认识难以统一等等原因,造成了福建变成了沿海走私的主要分销地,也备受指责。
黄道知道,谷雨一直很在推动干部异地任命和任期制,不愿意给地方抱团的机会,不过罗明却很特别,他虽然是广东人,但从1925年开始,就在福建搞革命,后来又担任福建省长、省委书记,在福建影响力巨大。
本来他应该被调动,但因为他推行合作化很有成果,地方经济也发展得很不错,所以获得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作为特例留任。
但罗明缺点也非常明显,对推动合作化太过热衷,思路与谷雨同志差距明显,偏偏性格较激烈,班子很不团结,而且本位主义思想很严重,因为福建一五、二五期间项目不多,怨气一直很大,认为中央支持力度不够……
现在谷雨同志专门把福建问题提出来,黄道当然知道谷雨的想法,他也觉得罗明不适合再留在福建,但他很清楚,一旦动手,就不仅仅是对罗明一个人的调整,而是对赣闽苏区相当一大批干部的整顿,换句话说,谷雨想消藩了!
福建是抗战初期解放的,主导政治力量是闽西苏区出来的同志,虽然谷雨掺了一些沙子,但十几年过去了,主导力量并没有变化,这与换了几任领导干部,天南地北的干部都有的江西截然不同!
黄道同志支持谷雨消藩,这是任何一个大一统国家必然的追求,作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黄道的立场与谷雨一致。
但党内福建高层不少,邓绍齐已经是中央局候补常委,张福仁同志又是中央监委副书记,很多同志的老部下都在福建,一个举措不当,很可能会造成党内比较大的风波,所以他希望的是恰到好处,不要搞得太火。
所以他想了想,稍稍有些含蓄的说道,“福建人口稠密,但耕地太少,资源不足,并没有大型企业,所以中央对福建的政策也需要因地制宜,做一些调整,同时也有必要任命一位比较能干,很擅长协调的省委书记……”
张世德同志想了想说道,“黄书记,我对福建的情况也稍稍有些了解,我有一些看法,不知道能够向您汇报一下……”
“世德同志,有话就说,不要那么客气嘛!”
“福建问题比较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是因此,最好分成两拨人过去,第一批过去负责整顿的最好是那种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同志,等到严厉整顿一番后,再由谷书记亲自提名,换上一位比较擅长协调的同志为好!”
既然要消藩,那就先安排一个狠人,把上下都修理一顿,搞得人人畏惧,让闽西根据地出身的干部清醒一番后,再由谷雨来做好人。
所谓恩出于上,怨归于下,张世德同志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这位常务书记得主动一些,帮着谷书记分忧解难。
黄道被谷雨提拔,理所当然有这个自觉,不过他心中哀叹,看来接下来肯定又要闹腾了,不过谷雨对他如此信重,他自然只能和谷雨站在一边。
黄道同志想了想,做了最后的努力,把自己的老搭档邵守一同志推了出来,相比于黄、方两同志跻身中央局,邵守一稍微差一些,但事实上也不差,他已经是两届省委书记了。
邵守一是北大高材生,长期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他做事非常扎实,对教育很有一套,不管是在江西省长,还是河南书记,乃至于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都干得相当不错,不过他的两位老搭档都在中央,他再上调中央实在太过,只好留在地方。
不过他刚刚提起,张世德就告诉黄道,“河南问题太多,谷书记担心王书记控制不住局面,想让邵书记和河南省委王书记对调。”
“老邵重回河南,不妥吧?”
“梁书记整顿一番,邵书记再加强巩固一番,河南的形势必然会好转!”
饶漱石虽然在八大吃了大亏,变成了督巡委书记,但影响力还是很大,接替他职务的刘天章同志权力欲望不重,他虽然是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又是组织局委员,但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组织上,中央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黄道来做。
更重要的是,饶漱石的亲信爱将郭子华担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在郭子华去了中办,谷雨对他十分放心,也让他参与党务工作,杜桓宁这个被党内各路人马非常看好的未来新星又上调中央,担任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而两人都是九一八前后加入四路军的东北大学生,与饶漱石关系都不错。
黄道为什么能够在书记处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谷雨器重他,认为他有能力,饶漱石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在书记处(原来的秘书处)的影响力都让黄道继承了,郭子华、杜桓宁这样的后起之星又十分配合,认真向老前辈学习……
但黄道舒服的同时,自然也与饶漱石捆绑得越来越深,而饶漱石的上面是谷雨,这也等于与谷雨捆绑得非常深,而方远征、黄道、邵守一这一批赣东北的同志等于变成了谷雨下面的一个小派系。
这跟刘天章、黎玉为首的陕北系统,还有郑植槐、吴焕先为首的留守大别山系统是类似的道理,说白了,他们都是很小的派系,谷雨接纳和重用他们,他们自然需要投桃报李,坚定得站在谷雨一边。
而谷雨的路数,三个小派系也是知道的,谷雨是拉拢小的,压制大的,尽可能分化南方红军系,如此既能巩固他的领导地位,又可以保证政令畅通。
与他们相比,邓绍齐、张福仁为首的闽西派、彭德怀、邓萍为首红三系,虽然谷雨也在不断提拔,拉拢他们,但他们实力更大,独立性自然更强,谷雨虽然也在重用,但是有选择的使用,同时也会敲打,比如江西的领导干部换来换去,又比如这一次对福建的清理……
这种局面下,黄道提议让把邵守一去福建,除了邵守一能干以外,能够胜任省委书记的职务,但也在表明忠诚,我的老伙计可以做这个脏活,同时他也觉得邵守一更沉稳一些,不至于捅出大篓子。
而谷雨通过张世德同志提议邵守一重回河南,则表示信任。原因很简单,饶漱石以省委第一书记负责整顿,大杀四方,然后又把邵守一重新派过来,这么一搞,河南岂不是变成了他们这批参加过弋横暴动起义同志的大本营?
虽然谷雨信任,但黄道与饶漱石的区别就在于他长期负责方面工作,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他想了想说道,“河南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一位驾驭能力很强的同志,我倒觉得程子华同志不错!”
张世德可以传达谷雨的意见,但面对领导之间的分歧,他并不会轻易插嘴,等到他回到谷雨的办公室,向谷雨汇报,谷雨摇摇头,“这个黄道呀,有些谨慎了,要是饶漱石在,我哪里需要考虑这些事情!”
张世德有些默然,他虽然来中央时间不长,但大概也知道饶漱石同志的权威之重,但就是因为他喜欢大包大揽,把奥林匹斯诸神给得罪得不轻,谷书记肯定也不会很舒服。
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在,黄道同志把得罪人的事情扛在身上,却把收尾的工作交给谷雨比较熟悉的干部,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谷雨虽然感慨,但并没有给他最后的结论,而是看了看张世德,“世德,你是谷办主任,代表我说话,不仅仅是上通下达那么简单,有些话该说就要说,没什么好犹豫的!”
张世德相当不安,但又不好说出口,脸上多少有些反应出来,谷雨教导道,“谷办主任的位置很敏感,想着拉拢你的干部不在少数,你做人一定要低调,但做事就不一样了,该高调一定要高调,你代表我,你都不敢高调,岂不是让人小瞧了?
咱们党内有太多同志是一刀一枪厮杀出来的,这些同志革命时期是把好手,但到了建设阶段,缺陷也比较明显,很多人不守规矩,甚至漠视党纪国法!你要是软了,对他们太客气了,他们就敢蹬鼻子上脸,什么乱七八糟的要求都敢说!
世德,你是抗战学院学生,我的老乡甚至和我同姓这些都是次要的,你在我身边待过,你的能力品行,我都清清楚楚,我信得过!
让你做谷办主任,就是让你帮我分忧一些事情,我可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务上,你要是小心翼翼,反而不符合我用你的初衷!保持初心,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天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在谷雨的前世,这位同志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以一个外行获得了无数内行的认可,这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一世,人生经历大不一样,谷雨多少有些不放心,在地方锻炼后,把他调到九院,观察了两年,发现他协调能力很强,为人正派真诚,乐观豁达,很能团结同志,所以才提拔他为谷办主任,取代了以理论见长的胡鼎同志。
到了此时此刻,谷雨已经在政研室组织了一个不错的理论班子,左信介下面一堆鬼子筹谋划策,鬼子出方案,政研室的秀才们找理论依据,这就需要一个协调能力很强的办公室主任,能够为两方面接受。
前几年还好,到了现在,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更加深入,必然会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各种争论不断,办公室主任还必须有魄力……
张世德同志既有军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细腻,是很能做事的,谷雨知道他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这一次的提拔太迅速了,他的资历太差了,所以谷雨不得不鼓励他。
当然了,也不能仅仅是鼓励他,还要给他权力,本身有能力,又给了权力,资历什么的算不得什么,“世德,福建、河南两省的人事调整草案,你和杜桓宁商量着做,以后组织局相关例会,我要是没空,你代表我列席会议!”
谷雨说得这么清楚了,张世德同志自然没办法拒绝,他回到办公室,给杜桓宁同志打电话,把谷雨的指示告诉他。
杜桓宁和两人长期在淮海省任职,他当然很了解老部下,在恭喜之余,也大概猜到了他的不安,安慰他没什么好紧张的,咱们一起把事情做好。
两人在电话中商讨了一番,决定明天晚间,张世德参加中组部的例会,把谷雨的相关要求传达,准备先酝酿出一整套方案,然后提交书记处讨论,中央组织局审议,最后是中央局常委会决定……
建国初期,各种各样的大佬太多,各个斗争经验丰富,但却相当年轻,根本没到退休年龄,谷雨又要提拔新人,给人上进的机会,矛盾自然比较尖锐。
干部能上能下,把一批表现不好的干部赶下台,毕竟有限,所以中央局的规模只能不断扩大,谷雨计划在九大把中央局扩充到三十多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分杯羹,这也自然而然冲淡了一批老资格的同志。
加之很多大型厂矿企业超规格配置干部,副国级和正部级坑位多了,自然可以把更多的关键位置交给经过锻炼后,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年轻同志。
而郭子华、杜桓宁和张世德能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自然是谷雨有意放权,他们做得好,那恰恰说明年青人给机会,也是可以做事的,自然能堵住有异议同志的嘴。
他们若是干得不好,谷雨也可以说我们没有给年青人创造施展的环境,老同志主动配合的精神不够,干得不好的年青人下马也会把一群老同志拉下马……
当然了,谷雨不可能长期刻意放权,等干了一段时间,他们也会换岗,谷雨相信他们都拥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有很不错的品行,但长期掌握重权,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诱惑,与其相信人品,还不如相信制度……
而随着中央局的扩张,中央局也就一步步变成了一个表决机构,真正的实权掌握在中央局常委会和下属的组织局和书记处。
常委会负责政治决策,现在也才6+2,到了九大,谷雨准备增加一名同志,变成7+2,之所以要搞两个候补,也是有意的。
李强同志是备胎,不是接班人,只要谷雨还活着,备胎就没机会转正,必须要所有人时时刻刻记住,怎么办?故意搞两个候补,其中一个固定给他,哪一天他转正了,反而失去了备胎的位置……
常委会做出政治决策后,书记处负责执行,并处理日常事务,对于重要的人事安排,负责执行的书记处要拿着中组部提交的初步候选名单,咨询各方面的意见,给出一个方案,然后由组织局审核,拿出最后的候选名单。
在人事讨论时,书记处更重视才干,组织局委员更重视人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把关,同时这两个关键部门的领导干部时不时搞一搞人员流动,若是组织局和书记处有人不配合谷雨的工作,那就更简单了,用人员流动来进行调整。
不同的人事任命按照级别不同,有的是常委会讨论通过,有的则需要在中央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局常委的意见自然谁也不能忽视,但他们想干预,一般是在咨询阶段,人事安排到了常委会,基本上已成定局。
一般来说,不会有大的冲突,但如果有人意见非常大,甚至有中央局委员联名上书,那就需要重新讨论,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
而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的中央局会议,各方面的代表都有,谷雨非常鼓励发言,哪怕是吵翻了天,谷雨也无所谓,若真是一团和气了,反而不是他所希望的。
如此一来,既有民主,也有集中,这就有效得保证了谷雨的意志得到充分的执行,同时又可以让中央的决策能够照顾到方方面面的意见……
谷雨想出这么一套骚操作,也是实在没辙,现在中央和地方大员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当打年龄,如果让他们在一个地方长期干下去,那完蛋了,十几二十年下来一定会形成一个个小山头,到了下一代,光搬走这些山头,就得折腾很久。
但流动起来,又没有那么多坑位,怎么办?一是尽量增加坑位,二是搞轮换,三是搞干部能上能下,不断的流动之后,干部队伍不至于松懈,而年轻一代也会脱颖而出……
不过这么一套玩法,必须有极强的掌控能力,要不然就有可能和玉米一样,被朝不保夕的干部联合起来推翻。
所以谷雨睡觉都会睁只眼睛,他坚持亲自主持军委相关工作,绝不允许其他常委干预军委工作,军委被他搞成了一言堂,防范心理非常重。
同时他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劝退那些还没有到年龄,但还有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如果遇到不识抬举,坚决不愿意退的,谷雨也不会撕破脸,而是很有耐心的等待,人大和政协到了下一届自然会安排一些中央局委员!
就在中央酝酿调整福建人事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也得到了调整的消息,打电话的人劝说他主动做一些清理工作,争取主动;再做一些必要的人事调整,把一些后起之秀放到一些不那么起眼的位置,避免被接下来的风波冲击到……
秘书长非常不高兴,“书记,河南、淮海是捅了篓子,中央狠查是应该的,我们福建搞得好好地,这几年的GNP都上得很快,华侨钢铁二厂也已经动工,各方面井井有条,中央没理由不满呀!”
“沿海有些地方确实不像话,我也酝酿要整顿,尽快召开会议,迅速打掉一批比较嚣张的走私分子,这对中央也是一个交代……”
秘书长并不是很乐意,但又不好劝,只好按照指示去安排会议了,秘书长离开后,罗明同志沉默不语。
他非常清楚中央左右之争非常厉害,偏偏社会主义试点区捅了篓子,何坤去了人大,党内占据主导的右派大做文章,现在牵连到福建也不奇怪。
福建太穷了,国家支持又不够,只有搞合作化,把大家伙的力量集中起来,才可能迅速发展,才有可能摆脱世世代代的贫穷,即便这里面有一些宗族的复活,也不过是小问题。
在福建工作多年,罗明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只要一想起福建人民的困苦,只要一想起福建溺死婴儿的传统,他就心如刀割,所以明知道走私不对,他总是下不了决心猛烈打击。
现在中央有些人大做文章,这一关他不一定好过,他本人并不太在意自己的得失,他只是有些担心这一轮清理,会不会影响到福建的大局,万一福建的大好局面被逆转,那也太可惜了!
也就在罗明同志忧心忡忡之际,1951年4月初,中央做出决定,组建隶属国务院的中央投资促进局,以更好的招揽华侨和外商投资国内,同时该局也需要检查和督促各地改善投资环境,第一步自然是督促各地加快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和市民中心。
罗明以福建省委书记调任中央投资促进局局长(正部级),结束了在福建省长达二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这个职务虽然不是很高,但谷雨已经网开一面了,不愿意太让他难堪。
接替罗明同志职务的是出身西北,完全不了解福建情况的中央监委副书记谢子长,谷雨给他的任务就是严厉整顿福建沿海的走私,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同时加大福建的移民力度,沿海走私闹腾比较厉害的村庄整体移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