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白菜的苦逼 数字：8800 吐槽：0 更新日期：2022-10-20 23:18:32

　　 农村鼓励富农经济，城市允许和鼓励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农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缓缓得拉大，这几乎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

　　 毛泽东同志一向亲近农村，从1949年上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他浸润在广大的农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再次书写了一份厚厚的农村考察报告。

　　 他慢慢翻开这份准备多时的报告，脑海中浮想起过去一年的种种见闻，中国革命和一五计划建设的伟大胜利，确实极大的提升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

　　 农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40%以上的农民有存余，50%以上的农民够吃，农村呈现明显的中农化，即便是灾区，在国家的救济下，也基本没有吃糠的现象。

　　 人均拥有土地2.2亩左右，耕牛已经做到了一户0.8头，四大农具全部备齐并有剩余，拥有大车、小车和水车的农户大概占据15%左右。

　　 在国家的鼓励下，农户在家周边不断种植桃、柿等果树，家家养殖若干只鸡，普遍养殖一到两头猪，靠水的农户多养鱼、养殖鸭鹅，有相当数量的农户养羊……

　　 在若干个搞得不错的乡村，农村集体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些农村集体企业大多集中在开矿、林木、烧砖、榨油、轧棉等相对比较简单的行业，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大多有不错的积累，有些工厂已经有卡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

　　 多年的水利建设已经初现成果，水库、池塘、灌溉沟渠已经逐渐成型，每个乡都有农技站、卫生院、供销社、储蓄所、中学等等机构。

　　 每个行政村都设有高小和初小，初小就学率达到了95％以上，高小就学率一步步达到了70％，初中入学率也有了显著提升，生病了有赤脚医生，基本可以获得一定的救治！

　　 不过多年下来，小农经济不好的一面也慢慢暴露出来，部分农民生活还是有些困难，大多为底子比较差，副产滞销或者婚丧病害丧失劳动力，虽然基层党政机关、农村互助组和初级社做了一些帮助，但并没有根本改变。

　　 此时土改完成已经十多年，中间又经历过战争，农村变化很多，新的买卖土地、房屋、租佃、雇佣和借贷关系已经非常普遍。

　　 因国家法律规定，全国土地所有权都归属国家，分地只是使用权，而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三十年，所以农村出现了变相的土地买卖，也就是长期租佃，一次租佃长达三十年。

　　 因为卖地阶层多为贫雇农，买地户均是因为劳动力和资本有余而扩大生产者，土地交易占农村土地所有量甚至超过了10％。

　　 买卖土地的原因大多为生产生活困难、天灾人祸袭击、懒汉二流子不劳动及其他原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移民经商卖地，或是调剂土地、购买牲畜农具等投资生产型卖地。

　　 耕者有其田是国策，中央和地方相当敏感买卖土地，所以这种长期租佃并不得法律的认可，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长期租佃一旦得到了村干部和村民的认可，往往会得到默认，并在每10年一次的土地重新登记中得到认可。

　　 在买卖土地的同时，农村出租土地的现象更加突出，出租土地者占到总户数的30％以上，其中一半原因是生活困难造成的出租，另外一半则为移民、经商或者家中有人入城。

　　 地租形式一大半为实物地租，部分是货币地租，租额一般都比较高，纯租占比20％，加上公粮等税收占到45％左右。

　　 而伴种土地者一般是出租人出生产投资，承租人出劳畜和农具，对半分粮对半承担负担，剥削率同样在45％左右。

　　 还有一种则比较严重，为三一分粮，三一出负担，剥削率高达80％以上，承租人劳动一日连半个短工工资都赚不回来，这种剥削就比较严重了。

　　 基层政府虽然不承认土地长期租佃，但对短期的出租土地基本不加限制，甚至有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这是最初级的互助组……

　　 农村雇佣关系十分普遍，几乎人人都有雇佣或者被雇佣经历，中有的是互相换工的互助行为，有的则是农闲时打散工，相比于种粮区，棉花种植区最为普遍，这也跟棉花采摘季节需要大量人手有关。

　　 随着棉花收购价上涨，新品种不断推广，水利条件改善，棉花连年丰收，棉区经济上升迅速，大部已接近中农或者富农水平，棉区普遍发生雇佣摘棉现象，甚至出现乡干部、青年团员、劳动模范带头雇长工。

　　 一些地方干部认为雇工多是农民翻身后的好现象，基层干部们在宣传十大政策中的雇工自由时，甚至刻意鼓励和提倡雇工现象，而市县领导对此熟视无睹，甚至还冒出了棉区特殊论！

　　 更为可怕的是，农村高利贷越来越多，普遍超过国家规定的36％的上限，基本特征有，债甲种实物，还乙种实物，存在严重不合理折价；青黄不接时低价批粮；趁人之危，高利放钱粮；还有买青、廉价预购劳动力、分养猪、借麦种秋后对半分量等等……

　　 还有一些现象，毛泽东同志也相当忧虑，谷雨的农村治理是既有集权，也有分权，目前的农村治理出现了两套系统，一套是军队系统，多达百万战争中的退伍老兵被安插在各个行政村、自然村担任村支书。

　　 这些村支书大多异地安置，归属各级县武装部领导，主要承担的是民兵训练、基层社会治安、安排移民、组织农村水利建设等等职能，在这些村支书下面，又有各个队长、组长。

　　 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直达基层的动员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残酷的战争变得相当成熟，即便现在是和平时期，这一套体系还在正常运转。

　　 而另外一套体系则是政府系统，县政府下面是乡政府，乡政府下面又有各个村长，而村长大多又是基层农民冒出来的致富能手，多为当地农民，主要任务是推动农村发展，以及各种税收征管。

　　 国家对这两套体系的定位是相互合作，相互牵制，既保证农村被国家控制，又不至于失控，但毛泽东同志考察发现，这两套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一步步合二为一。

　　 河南南部竟然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土霸王、五里侯，党政机关和村支书、村长们通过联姻等等方式联合起来欺负农民甚至屡见不鲜，而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控制下，农民很难反抗，除非他们愿意背井离乡逃亡。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的想法是不断调整村支书，由原来的长期制、终身制变成不断的轮换，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一套不行，广大农村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这些人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农村治理的核心力量，但这股子人并无多少扎根农村的想法。

　　 大规模的移民计划最为优先的农村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随着各种宣传越来越厉害，主动请求移民的人越来越多，并鼓动家人移民边疆，然后又带有亲朋好友……

　　 而留在国内的农村退伍军人，在还乡之后，大多拿着退伍津贴娶妻盖房，问题是很多退伍战士对务农失去了兴趣，没过多久，很多人就离开了家乡。

　　 有些懂手艺的，入城做木工、泥瓦工；即便是留在家乡者，也都在想法设法经商，有出头组织合作社，合资购买车辆，跑运输，创办工厂，甚至不乏成群结队，东奔西走，投机倒把者……

　　 毛泽东同志曾经询问原因，这帮能说会算的退伍老兵往往会首先说一说欧苏日，乃至于国内大城市的繁荣，然后或是愤怒，或是遗憾为什么不能留在城市？

　　 说完之后，这些人又给他算了一笔账，留在农村种地，想过上好日子太难，农村的地太少，一年干到头，能收两三千斤粮食就不错了问题是这才多少钱呀，扣除农业税、子女读书花费、生活日常开销已经所剩无几，万一遇到了天灾人祸，立刻会返穷。

　　 农村退伍老兵看到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自然知道，他本来希望把这些见过世面，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退伍老兵们组织起来，作为农业集体化的核心力量，但大部分退伍老兵们想的是尽可能的脱离农村……

　　 而谷雨的政策又给了退伍老兵们进城闯荡的机会，退伍老兵除了有不少退伍金以外，也有其他优待，比如入城，退伍老兵拿着退伍证就可以直接入城，不需要任何考试。

　　 工厂各种招工考试，面试招聘比例1:3，但如果存在退伍老兵，有部队证明，退伍老兵数量少于招聘名额，直接入围，无需面试；退伍老兵数量大于招聘名额，招聘名额必须为退伍老兵。

　　 八大之后，国家又启动了农村招工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者，才有可能长期留在城市或者被招工，这也进一步掏空了农村中相对比较有文化的那一部分同志……

　　 谷雨的做法得到了农村的普遍欢迎，农村初中入学率在八大之后迅速上升，很多农民自己没办法入城，都把希望放在了下一代身上。

　　 此时第一批通过农村招工资格考试的农村青年，宁愿留在城市打散工，等待这样那样招工机会，也不愿意待在家乡务农。

　　 随着这样的社会风气形成，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或是移民，或是入城，农村一步步凋敝，农村的贫富分化也一步步加剧，自然而然，社会治理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但与此同时，这些有知识的年青人源源不断入城，给城市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在这些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下，城市普通工人的待遇提升很慢，甚至可以说原地不动，而且是多年不变。

　　 考虑到胜利币在不断贬值，各个厂矿企业的普通工人的待遇在不断下降，这也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普通工人的不满，不过即便不满，却没有多少人敢于离职或者闹事，谁也不敢保证能够重新找到工作，而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下乡……

　　 普通工人也没有任何升迁到管理岗的机会，而各个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干部，在国家不断放权后，可以自主决定企业的诸多事务，在得到总工会认可后，可以自由招聘、解雇普通工人。

　　 为了提升工资待遇，获得提升机会，不断增加福利，得到住房，普通工人唯一的道路就是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技术工人定级考试，成为技工，戴上技工勋章后，才有可能获得工资的进一步提升，并获得相应的福利，甚至住上专家楼！

　　 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受经济和政治待遇刺激，不断学习，带动了各个厂矿企业的学习风气，各个厂矿企业技工数量不断增加，技工质量也在不断提升，这也有效提升了各个厂矿企业的效率，加之国家缺少物资，试点区大小企业发展相当迅速。

　　 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参股企业高速增长的同时，私营企业也正在不断发展，不仅仅民国时期那些有名的资本家获得了大发展，革命胜利前后也有不少新兴资本家发展起来，他们出现在各行各业，即便是河南南部地区也不例外。

　　 很明显，中国革命之后，虽然原来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现象等到了明显改善，但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资本家、国企管理者、工程师、技术工人远比普通工人高，普通工人又比普通农民高……

　　 更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党政干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关系，在国有企业任职的企业管理层，向开办私营企业的亲戚输送利益，而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亲戚则予以保护协助，三家联合起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损失！

　　 在看到了这些之后，毛泽东同志更加明确，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不可能长期存在，进行社会主义试点是当务之急，未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完成过渡。

　　 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农村，尤其是大平原的农村，还是要搞集体化，小农经济绝不能长久，但考虑到农村集体化试点出现的那些问题，也要给予农民一部分自留地，鼓励农民搞副业，搞养殖，这有利于增加积累，同时也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则需要实行民主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普通群众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农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三结合，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并通过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剔除党组织和企业中的坏分子。

　　 不过在农民进城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一直相当犹豫，他是农民出身，当然知道农民的苦，也知道农民进城生活会更好一些。

　　 但目前生产力有限，若是大批农民进城，城市吃不消不说，普通工人必然会朝不保夕，两参一改三结合又没办法执行，社会主义试点没办法操作！

　　 权衡了很久，毛泽东同志还是选择了工人队伍的稳定，农民阶级是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而只有无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才是党的不断壮大，而这也意味着目前阶段，必须限制农村进城，也只能暂时苦一苦农民了……

　　 事无不可对人言，毛泽东同志这一套理念在不断对何坤和试点区的其他干部灌输的同时，也向中央领导层做了汇报。

　　 谷雨非常在意毛泽东同志那份厚厚的农村考察报告，这段时间不断在阅读，看到农村的所谓进步，谷雨连连摇头，45%的农民家有积累，50%的农民刚刚够吃，灾民不用吃糠，这也是进步！？

　　 他必须承认，这确实是进步，此时全国范围内虽然还有不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但已经没有大规模的饥荒，这已经是难得的进步。

　　 有些东西谷雨不愿意想起，但他很清楚，即便是形势大好的抗战后期，各地时不时也会发现饥荒，无数儿童营养不良，而当时各地粮库中还库存着大量的小麦，他压根不敢挥霍，

　　 所以中国农村真正好转，也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到现在也才四五年，能有这样的进步，已经算是很大的成功了。

　　 他应该满意，虽然现在农村出现了两级分化，但至少形势已经好转了很多，不过毛泽东同志还是把问题看的很重，尤其他提到私企和党政机关、国企勾结，瞎折腾，谷雨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近期，淮海省出现了这样一个大案，各地经济发展红红火火钢铁价格又在上涨，目前徐钢对外计划价格是240元/吨，而黑市价格则高达380元/吨，存在着140元的价格差。

　　 三反期间，在严厉收拾了地方干部后，国家也对一些价格差比较大的商品进行了调整，工业品还比较好办，但钢铁、煤炭、油料等等属于基础原料，国家不可能太迅速的涨价。

　　 若是内外价格差比较大，地方看到好处后，大规模从国外进口钢铁，很容易造成外汇流失，到时候麻烦更大。

　　 所以钢铁价格即便是上调，也比较缓慢，往往每年增加10％~15％，所以价格差还是存在，而且还不小，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提升钢铁产量，等到了一定阶段才可能开放。

　　 而鉴于之前的混乱，为了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国家授权物资和税务委员根据计划、加强物资储备，同时又让原料企业和主要需求方建立长协合同，甚至搞起了换股。

　　 这样一来，钢铁厂的自由裁量权大减，工厂生产出来的物资，直接交给物税委，然后由物税委交给核心工程，这样一来，关键物资的控制权就交给了物税委。

　　 而淮河进行水利工程建设，自然需要大量钢铁，负责修建的水利部门，为了工程的运转，往往会有意多报一些钢材，这也是惯例，毕竟很多都是估计，不可能那么精确。

　　 而这些多拨付的钢铁，往往也给水利部门用来修建房屋或者下属企业，那么给谁不给谁，这里面自然存在着亲疏和利益交换……

　　 这种事情并不算奇怪，上级也是清楚的，计划部门计算时，往往也会刻意增加一些损耗，把这些东西估算在内。

　　 但个别水利部门越搞越离谱，胆子也越大，竟然不等工程结束，就提前倒卖钢铁，工程搞到尾声，竟然出现了钢材短缺现象，为了掩饰，他们开始偷工减料，然后不出意外，被发现情况不对的技术员们举报了……

　　 谷雨对淮河水利工程一向格外重视，马上淮河又要面临大水，所以得到汇报后，勃然大怒，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让他亲自带人督察，首先确定堤防需不需要改造，其次就是抓人、杀人，严查到底。

　　 经过一段时间的巡查，发现堤防基本没什么大问题，谷雨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注意案子过程，发现这些年累积下来，各种悄无消息消失的钢铁竟然有上万吨之多，涉及金额超过了一百万元。

　　 三反期间有过举报，当时处理了一波，但根本没有刹住，水利部门还在搞，而这些钢铁，大部分用于地方政府和本单位，但也有部分流向关系户和私营企业……

　　 杨虎城闻讯，羞愧无比，向谷雨主动请辞，被谷雨安抚了一番，但这件事也暴露出了项目管理中的不少问题，一个淮河水利就有这么大的空子，那国内那么多工程，各种消失的钢铁恐怕有百万吨以上，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地方悄无声息的修了那么多宿舍！

　　 谷雨很清楚，这些问题想彻底解决，几乎不可能，不过在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应对后，他苦笑得摇摇头，有些选择看来是必然的……

　　 谷雨从来不觉得他的路线有多么出色，虽然效率相对高一些，但根本挡不住两极分化，时间一长，党内腐败现象必然不断滋生，官僚主义必然会膨胀，挡都挡不住。

　　 而毛泽东同志这一条路线，虽然付出了效率，但两级分化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而且群众路线也贯彻得比较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遏制。

　　 在谷雨看来，这一套东西可以狠狠得收拾搞得比较糟糕的地方干部，让他们知道敬畏，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南阳、信仰和汝南（汝州写错了，改成汝南）的原因，这个地方名气太大了！

　　 所以谷雨需要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试点，而且长期需要，一旦与美国关系恶化，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需要进行一些深入到骨髓的改革，就需要社会主义试点的全面推广来威胁党内外，迫使他们做出很大的妥协。

　　 而随着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分化也是必然的，到时候肯定有不少地区堕落，各种贪腐现象挡也挡不住，那就扩大试点，狠狠修理一番。

　　 当然了，若是一些社会主义试点区完成修理了，在实践中肯定也发现出现了不少问题，群众意见很大，自然也可以取消部分地区的试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前世的中国可以搞一国两制，这一世的中国也是可以不断的搞社会主义试点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梦想总要时时刻刻存在嘛！

　　 想到这里，谷雨不由得想起了前世，在他穿越前夕，前世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阶段，底层劳动力已经不足，也已经获得了世界中低产业链的控制权，此时适当提价并不是非常困难，明显要做的是加强劳动法规执行力度，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大消费。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反着来，各地方不断纵容企业违反劳动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说白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地方政府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家们穿一条裤子，心思要么是放在房地产，要么放在对底层劳动力的剥削上，把所谓的人口红利当成传家宝了！

　　 殊不知形势已经变了，人口红利已经慢慢没了，而要想发挥无数工程师的聪明智慧，光靠压榨，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这帮子还活在十九世纪的人，压根不明白为什么与纳粹关系密切的福特会给他的工人更多的工资，这不是福特与职工们亲如兄弟，而是福特知道这样做更赚钱……

　　 想到这里，谷雨嘴角咬了咬，前世的党政干部、资本家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转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哪怕是活在十九世纪，那也是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

　　 而现在呢，有太多太多的党政干部，他们也活在十九世纪，但他们却还是活在十九世纪的清王朝，封建主义思想浓厚无比，很多人很难被寄予厚望，该清理的还是必须清理！

　　 谷雨放下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缓缓站起身，一个月一次的中央局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从这段时间内党内的种种争论来看，必须做一些事情以威慑全党，要不然总理廖德华的经济路线想执行好，将会非常困难。

　　 即便廖德华同志的路线有些保守，但谷雨还是坚决站在他一边，他宁愿慢一慢，也不愿意冒风险，他绝不容许出现严重的经济过热，前世的二五计划失败的教训太过深刻了！

　　 这一次会议主题就是1950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谷雨虽然主持会议，但主讲人还是交给了廖德华，廖德华做了一个三小时的长篇发言。

　　 廖德华同志讲话的时候，谷雨也拿着笔在记录，廖德华的优点说了一些，不过重点还是说缺点，而且是大量的篇幅。

　　 1950年上半年，国定资产投资增加了40％以上，各种生产资料价格普遍出现上涨，钢铁、水泥、木材都有20％以上的涨幅，全国城乡消费品价格上涨10％以上，通货膨胀迹象已经很明显了！

　　 中央的指标虽然留有余地，但地方层层加码，实际指标还是偏高，为完成指标，很多地方搞起了捐赠、集资、拆借，变相设立金融机构，各种地方直接或间接债务明显增加，一些地区甚至违反中央规定，征收各种附加税费，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中央直属银行即便受到严格管理，但总贷款额度还是超过计划十个点以上，而受地方影响比较大的国有控股的地方银行和华侨银行，以及各种准金融机构投资速度远超计划；

　　 地方投资大多偏重于重工业，尤其是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对轻工业和农业投资偏少，而且还不断发现，地方挪用其他部门的建设资金；

　　 地方和企业放权过多过快，体制素乱，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明显中央三令五申，地方固若罔闻，甚至不断钻空子！

　　 一些地方干部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这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经济过热的形势也没能得到及时遏制。

　　 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很多部门和地方口头上说的是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而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仍然是战时指令经济的一套做法该放的权力不放，不该放的权力乱放。

　　 廖德华同志就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数落起来：一是基建战线过长限额以下的地方项目多如牛毛，很多项目搞到一半，资金不够，挪用银行贷款，造成资金积压、材料分散。很多建设项目盲目求快，边勘探、边设计、边建设，浪费很大，质量糟糕；

　　 二是地方新增工人太多，人浮于事；

　　 三是盲目干预地方国企生产，强迫命令不断，该放的权不放，不该放的权瞎放；

　　 四是企业产品质量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对中央质量和标准委员会的各种规章制度不执行，或是有选择的执行，质量体系和标准化建设一塌糊涂！

　　 在数落了一番之后，廖德华同志开始谈起了民主和集中，他认为中国社会历来分散，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打败强大的敌人，强调集中，但过多的集中有缺点，分散一下是对的，但下放过多了，分散主义搞得很厉害……

　　 听到廖德华同志说，“这里面有社会、历史、地理的根源，往往分散容易集中难，一旦分下去了，想再收回来就是千难万难！”谷雨的钢笔在后面九个字下面连续划了两条横杠……

　　 廖德华接着又提到了工业化要求分工更细，中央希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但现在的问题是各省市乃至于省下面的区县都在搞小圈圈，地方主义，保护主义越来越明显！

　　 到处都在搞既炼钢，又搞机械的托拉斯，这样做看起来方便、简单，要什么有什么，但后果非常明显，成本过高、质量下降、资金积压！

　　 “地方干部乱指挥，胡指挥非常多，不尊重技术干部，很多人都瞧不上张之洞，但事实证明我们很多干部还不如张之洞！

　　 张之洞选择汉口办钢铁厂是离开了原料产地，但至少他需要的各种物资都可以水运到汉口，成本非常低！

　　 而且随着武汉工业的发展，汉阳铁厂又靠近主要消费市场，还可以沿着铁路和江湖运输，成本又减少了很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在汉口重新搞钢铁厂！

　　 但是有些地方十分偏僻，没有铁矿、没有煤矿、甚至于水都不够就敢上钢铁厂，一上就是10万吨，比汉阳铁厂规模还大好些倍，请问铁矿石从哪里来，煤炭从哪里来，水从哪里来？日本顾问提意见了，竟然骂人家是日本鬼子，破坏革命建设，真是乱弹琴！”

　　 说到这里，廖德华同志拍起了桌子，然后怒气冲冲的说道，“现在这种种乱象越来越严重，必须刹住，就算丢了乌纱帽，我这个总理不干了，也得刹住，要不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历史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