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期间,如何考核一位干部,很简单,能打仗的部队就是好样的,敌人会帮着考核,根本不用自己费心思。 而在后方比得就是群众工作,不管是征兵,还是获取各种物资,都可以归为群众工作,谁做得好不好,同样立竿见影,谁 能又快又好的完成上级的任务,谁就是好样的。 但是到了和平建设年代,战争那一套玩不转了,没有敌人的筛选,那个干部靠谱呢?理论上建设成就可以出干部。 建设的周期很长,一个政策可能过些年才能判断清楚好坏,一个大型项目可能要好几年,甚至于更夸张的,比如一款先进 军用发动机的研发周期,竟然高达30年,总不能等30年再考核吧?中间那么多人员流动怎么办? 老办法走不通了,怎么办?这就需要一个新的考核标准,此时全党上下已经认可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考核标准就很简单了,谁发展的好,谁就得到提拔,当然了,一些特殊行业除外。 怎么确定谁发展得好,就需要一个核算标准,一开始,计划和发展总局的设想是仿效苏俄的MPS核算体系,也就是物资 产品平衡表体系,其主要采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 不过此时还有另外一个核算标准,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者库兹涅茨在二战前发明的GNP,而如何测算GNP,中国也已经 掌握了。 GNP就是GDP的前身,他与GDP的统计方式完全一致,只不过GDP依托的是国土原则, 而GNP依托的是国民 原则。 美国人发明GNP这个统计办法,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战争中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GNP是经济学领 域的曼哈顿计划。 1942年,GNP的提出者库兹涅茨加入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规划委,主要任务是运用他的国民账户计算方法,来计算 美国有多少生产力和闲置产能能够投入战争,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撑在欧洲和亚洲两线同时开战。 当时华盛顿的专家们分为两派。军事战略家认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经济服从于军事,民用消费必须让位给军事需要 ,民用企业必须不计利润、快速切换到军工生产。但是,以库兹涅茨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这种看法。他们提出,如果以损害民用经济的方式来打仗,战争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注定不能持久。 相反,必须先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才能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现代战争打到最后其实就是生产能力的比拼。 经济学家们通过计算得出,民用企业不用大规模转向军事生产,因为民用企业中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闲置产能,只要利用 好这部分产能,就足以满足战争需求。 企业界当然也强烈拥护经济学家们的方案,因为这样既不会减少他们在民用消费中的利润,还可以利用闲置产能增加额外 的军事生产收入。 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说服了军事战略家,美国政府根据库兹涅茨的估算报告修改了军需方案,甚至修订了战争计划。

　　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美国政府认为在1944年初之前,不能在欧洲直接投入兵力参战。诺曼底登陆被最终定在了1944年6月。 所以美国在二战的每一步棋,都是有坚实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按照这种精确计算的战时生产计划,1944年美国不但有 能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且美国国内的个人消费水平也处于历史最高位。 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越打越强,老百姓越打越富有,等到二战结束,战争给欧洲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但给美国留下 的是强大的工业部门和庞大的民间储蓄。 如此巨大的差距,虽然归根到底是美国国力无比强大,但是美国在战时所采用的经济统计方式同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到了战后,美国人对外提供贷款的同时,也明确要求受援国定期统计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并对外公开,以搞清 楚受援国的经济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提供新一轮援助。 既然拿了美国人的钱,就要按照美国人的规矩办,在美国人的要求下,中国财政部派出了税务总局副局长李准同志为首的 数十名经济工作者赴美接受培训。 对美国人的做法,稚嫩的共产党内负责经济的同志天然得感到不安,还是觉得采用苏俄的统计模式似乎更靠谱一些,不过 在听取了李准和精通计划经济的左信介汇报后,谷雨还是决定按照美国标准来。 工农业总产值确实有一定的衡量价值,但工农业总产值的核算仅仅局限于工农业,并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情况,而且 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本身包含物资消耗价值,存在较大的重复计算因素,不能确切反映经济效益。 前世苏俄在覆灭前,他们的工农业总产值非常好看,但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除了军工行业后,各行各业都基本失去了竞 争力,工厂按照计划生产出来的产品毫无竞争力,只是库存而已,而产品不能变成商品,对国家经济是巨大的损害。 苏俄的工农业总产值确实很高,问题是他们生产的很多产品,老百姓不愿意要,但是发给老百姓的工资却不可能扣发,这 就意味着老百姓庞大的资金必然会涌向那些他们愿意交换的少量商品,比如食品,比如伏特加,即便是不需要那么多,他们也 只能买这些东西。 而农牧业产品的供应量总是有限的,苏俄还傻逼的禁止酒类销售,有限的供应如何扛得住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偏偏苏俄 模式又禁止商品随便涨价,把商品价格下降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结果自然就是排队和黑市交易。 老百姓怨声载道一点都不奇怪,国家发给他们那么多工资,却买不到相应的商品,发了钱跟没有发钱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工农业总产值这个经济统计办法只适用于紧缺经济,也就是国家默认所有的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被人民接受,现 在的中国属于短缺经济,短时间内使用没有问题,但中国不可能一直处于紧缺经济中,等到经济规模扩大了,这一套模式的弊 端就会越来越明显。 与工农业总产值的衡量依据不同,GNP除了测算工农业增加值以外,还会测算服务业的增加值,而增加值的衡量标准是 产品经过市场交换变成了商品。

　　同样是家务活动,夫妻俩累得满头大汗拖地洗衣,这个过程中没有产生GNP,但是花了一百块钱请来了保姆,就产生了 GNP,而产生了GNP,也就产生了相应的税收,没有税收的GNP并不会被统计。 所以一些人所说的甲花了五万块钱从乙那里买了一坨屎,然后乙从甲那里花同样的钱买一坨屎,这个过程产生了10万元 的GNP,事实上不可能。 因为GNP的产生过程必须有凭证,也就是要开发票,而开票就要交税,除非甲乙双方在整个过程中都正儿八经的交税, 这坨屎才会产生GNP,这自然不可能。 而此时能够正儿八经交税的除了上交皇粮的农民以外就是规模以上的企业,中小商户国家能采用的只有固定税收,根本 就没办法衡量,所以前世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只会统计规模以上的企业…… 此时各大经济体还不是很开放,GNP比GDP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因为GDP是国土原则,包括了外国 公司在本国创造的收入,而这些收入最终都要流入外国。 一个中国人在非洲创造了财富,按照GDP标准,就应该计入非洲,而按照GNP标准,就应该计入中国,很明显,在经 济全球化之前,GNP远比GDP更科学,更有价值。 采用GNP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重视本国企业发展,必须重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不是醉 心于招商引资,这也符合谷雨这段时间的发展要求。 此时中国虽然在逐渐开放,但他现在想掏空美国,根本没有可能,处在冷战中的美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把中高端产业 转移到中国。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够转移到中国的,顶多只有轻工业,谷雨虽然重视招商引资,但还没有到全力以赴的地步。 香港特区加上出口加工区负责招商引资短时间内足够了,未来顶多开放一些沿海城市,再进一步,需要看美国人的诚意… 当然了,谷雨认可的本国企业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也包括华侨资本,还有未来可能的九州日本、朝鲜资本和南洋资本,这 些资本会被统一认定为国内资本。 就算短期内国内企业竞争不过,被迫放弃了一些国内市场,也是值得的,必须要给人甜头,谷雨相信中国企业家石头中榨 出油的本领,他们迟早会反攻倒算的,前世做得到,这一世同样做得到…… 在这样的GNP考核标准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能够选择的路子要么就是苏州模式,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华侨资本进来; 要么就是温州模式,想法设法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这两种模式,谷雨都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了,GNP考核标准也有其天然的弊病,很容易掩盖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能反映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同时GNP不能 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资源消耗的代价,也容易导致地方干部搞形象工程…… 但不管怎么说,前世的中国通过GDP出干部推动了经济的大发展,现在中国的基础更差,他也只能使用GNP,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相当公平的标准,至于一些弊病,能做的只能是加强组织监管。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监管,他绝不允许地方干部修建亭台楼阁,修建这样那样的大广场,但是却允许他们修路, 2022年穷乡僻壤修建双向12车道肯定是形象工程,但是1946年在上海,在杭州修建双向八车道绝对是造福后世。 有时候同样一种行为,甚至于同样一种行为背后的初衷也是一样的,但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谷 雨很乐意看到这样一些喜剧发生…… 当然,此时此刻的中央候补书记、组织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饶漱石,并不能充分理解谷雨引进和全面推行GNP测算标准所 隐含的深意,他只是基于一个出色的组织工作者的直觉,意识到党很可能会发生巨变。 选择GNP,而不是苏俄的工农总产值,再联想到左信介这帮日本人在各个经济部门的渗透,说明谷雨在进一步的驱逐苏 俄的影响力,而代之以学习日本模式,未来中国必将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很明显中苏两国将会进一步疏远。 而随着中苏两国的进一步疏远,那些与苏俄主张相同的干部自然会进一步边缘化,同时无数建设英雄们将腾空而起,一步 步进入到党和国家的关键位置,这些建设英雄们哪里来?要么是把企业发展的很好,要么是把地方经济发展的很好! 短期来说,可能得到高速提拔的就是工建委系统的国企干部和财经委系统的经济干部,而这两大块又是谷雨的基本盘,这 对谷雨是好事。 但长期来说,还真说不准,因为要搞建设,就一定要同华侨、国内的资本家乃至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必然会受到他们的 影响,久而久之,他们会不会变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而被他们取代位置的又是那些搞群众运动起家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干部大多理想坚定,会做思想工作,会宣传,擅组织 ,虽然他们未必知道如何赚钱,但他们的存在却是共产党强大力量的根基,而那些只知道赚钱的干部却可能把资本主义和各种 腐朽思想带入党内。 如此长期以往,党现在所拥有的强大力量还能够继续保留吗?会不会被帝国主义腐蚀,会不会未来走向堕落? 还有一些部门比如工会、医疗、教育、民生并不产生GNP,反而会花掉很多钱,那么就很容易被边缘化,这些部门的负 责人同样想升迁,他们会不会为了GNP,搞出一些事情?把好好的经念歪了?可能性很大呀! 很明显,以GNP论英雄并不完全合理,但中国太落后了,见识过太过国外繁荣的人早已经等不及了,上上下下都想着快 速改变,所有人都火急火燎的…… 而谷雨似乎也察觉到了问题,以GNP作为考核标准只是针对内地干部,情况复杂的边疆和海外省干部,他们的考核并没 有按照这个标准来,而是把稳定和处理突发事件作为第一要务,这也就意味着边疆地区党的执行能力会得到很大的保留。 还有他让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民生委员会主任,会不会也意识到了这些,让资历深厚,影响力巨大的毛泽东做一些调和? 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的地位比谁都稳定! 想来想去,饶漱石多少有些茫然,当然了,这些东西他只是放在心里,并没有和郭子华说出来,毕竟有些事可以说,有些事不方便说。 而此时,被饶漱石念叨过很多次的毛泽东同志才刚刚在中办工作人员的不断催促下离开阜阳,这一套阜阳之行,让他身心 俱疲! 阜阳又,又,又一次闹洪水了!阜阳的位置很特殊,上游是河南粮仓,下游是两淮煤矿、蚌埠枢纽,最后只能牺牲阜阳人 民,隔三差五的舍小家为大家,当地人民早就麻了! 从大禹治准开始,淮河就没好过,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已经成了常态,沿淮人民仿佛天生默认自己就该和洪水 斗智斗勇。 地势低洼,那就堆土为台,平原上堆起一座座高台,全村人聚居在上面以防洪水,但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这个村子,那 个村子被团灭,当地老百姓经常讲一个村子一下子就没了,人都没了,说着说着就哭了! 但只要人还在,土地还在,大不了少一年收成,补种点粮食还能将就一年,就这样年复一年,沿淮人民就这么成了一粒粒 锤不扁的铜豌豆。 自然环境如此恶劣,但毕竟处在大平原上,而淮河的频繁泛滥,又使得土地非常肥沃,所以阜阳人口众多,高达四百万人 占据淮海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而整个淮河流域,以全国九分之一的人口、十分之一的耕地,贡献着全国六分之一的粮食产量和四分之一的商品粮…… 这样特殊的地理形势下,阜阳人民习惯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然民风彪悍,义气豪爽,这一股劲头用在治淮上, 自然是改天动地,这些年淮河两岸的水利工程一个接着一个,每年的冬天无数农民都被动员起来,兴修水利工程。 上游建水库拦蓄洪水,中游利用湖泊洼地、行蓄洪区拦蓄洪水并整治河道承泄洪水,下游扩大入江入海泄洪能力,而到了 1945年底,则启动了第一轮移民,将处在水口袋的那部分群众移民到富国省…… 如此频繁的水利工程建设,淮河两岸的群众从不叫苦,就算是累倒在修河堤的路上,也是为了子孙后代,大家伙心甘情愿 从1937年,共产党控制淮河两岸,到现在九年过去了,在无数两淮群众的拼搏下,淮河两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解放前,连年遭受水旱灾害,每当淮河泛滥的时候,城内外就是一片汪洋。洪水退后,市内到处是断垣残壁,城里大街小 巷随处可以听到劳动人民痛苦的呻吟声。 而在解放后,颖河之上,修建了宏伟壮观的大水闸,阜阳城也迅速改变,不再是一个只有几千人,又有现代工业的小县城 ,拥有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上百家,有些产品还外销全国各地。 交通运输业随着工业的发展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水、陆、空交通运输网,同时教育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村村有 小学,乡乡有中学,变化不可谓不大。 但随着阜阳地区被确定为合作化试点地区,随着一个个高级社,乃至于全国唯一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阜阳,合作社过快发展的弊端也迅速暴露过来。

　　由于频繁的水旱灾害,阜阳地区的群众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一场大水卷走,所以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急功近利成了本能,而且是相当多 群众的本能,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管理方法简单粗暴甚至都算不上是缺点,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无偿占有社员财产;动辄无偿或者少偿抽调劳动力;重积累轻消费;分配时严重平均 主义;社员想法设法的钻集体的空子…… 而随着一大批退伍老兵返乡,这帮子手里很有钱的退伍战士迅速被盯上,甚至于出现了几起恶性事件,而毛泽东同志恰好遇到了其中的一起,面对杀 人逃亡,然后被捕之后,等待枪决的退伍战士的控诉,他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 无奈之下,他一边组织抗洪救灾,一边想法设法的整顿高级社内部的种种问题,重申各种制度,允许自由退社,尤其禁止打退伍老兵的主意,眼看着 问题多如牛毛,他不得不决定解散那个唯一的公社,还有多个问题比较突出的高级社……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合作社都出了问题,也有一些合作社在威望很高的社长领导下,发展的相当不错,但这是比较偶尔的例子,往往这样的合作 社都是因为出现了能力强,威望高的社长,这也让毛泽东同志再一次想起了张云龙所说的种种,实在是太着急了! 经此一事,毛泽东同志算是彻底看清楚了合作社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农业想迅速发展,必须做合作社区一条道路,但合作社的发展任重道远,必须稳 扎稳打,必须明晰经济效益,必须进退自由,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与谷雨的看法已经无比接近了……